人物 | 姜纬:漫步在好奇心与安全感之间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20-11-30 15:28:07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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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期记者 | 曹柠



“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已然被切割成一个个碎片,我们不可能也不会想回到碎片化之前的那个田园牧歌时代,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商学院的副院长,姜纬的生活是异常忙碌的,但她从不允许时间在碎片中迷失,在她看来,生活是自己的,工作是自己的,把生活过到最为充实,把工作做到最有效率,责任只属于自己。”

姜纬目前为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亚瑟·伯恩斯自由竞争企业讲座教授、主管教学副院长、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常驻学者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公司治理中心资深研究员。姜纬目前为金融学顶尖杂志《金融研究评论》的主编,也是全美金融协会董事会成员。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尖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管理学和法学学术期刊。

 

30岁之前不知道什么叫压力

“一直到去芝加哥大学攻博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压力。”回望来路,姜纬如是说。

姜纬的父母都是浙江大学教职工,从小耳濡目染,尊师重教。父亲晚饭后就坐下来看书研究,她从小跟着养成了这个习惯。“我的家风就是勤奋努力,好好学习,有空余的时间一定花在学习上”。她是个让父母省心的孩子,次次考试班级第一,时间长了父母基本不再干涉她的选择。

自小聪慧成绩好,姜纬没有在应试教育中感到压力,也没浪费时间。她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础,顺利考入名校;连升两级,免去了漫长的备考和重复的考试。高一那年,根据五科综合成绩择优录取,姜纬进入了复旦的少年班。“我得到中国应试教育所有的益处又避免了它的缺点。”

选择经济学就读则是出于“无知”。作为中学的全能型选手,姜纬兴趣广泛并不偏科,于是选了一门有新鲜感的学科。“经济学的话题和思考方式很有吸引力,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年轻的世界经济系国际化的风格吸引了她,“1985年的年轻人都向往国外,中国人均GDP只有300美元,美国是20,000美元,大家都想知道中国落后在哪里。”

在复旦的生活是轻松而充实的。姜纬在大学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竞争压力,反而对同学们多元的价值取向印象深刻,大家天马行空地讨论问题,每个人都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姜纬对那时复旦的学风很欣赏:“大学就是应该让最聪明的年轻人相互交流、相互碰撞,但又没有体系把人装到固定轨道里。”

她总是最短的时间把功课学到最好,余下时间就看其他学科的书。她比大部分同学小三岁,但并没有出现什么不适应,和同寝室的同学关系十分融洽,至今联系密切。同学眼中,她是个直率而简单的人,“只要安全感正常,和大家坦然相处 ,就没有处理不好的人际关系。”

姜纬在复旦关系最好的老师是洪文达教授,读硕士期间她每个月都去和洪老师聊聊天,洪老师并不会和她讨论太多具体问题,只是不断提醒她要自省,问她“这个月有什么新想法?上个月你是那么想的,校准过后怎么想呢?”二十多年后,姜纬说,学到的知识忘记了很多,但老师们的关切依然记得,“洪老师一直在提醒我要做一个有目标的人”。1992年姜纬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至1994年留校任教。

当年有人曾问沈从文:为什么当时条件环境那么苦,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字:自由。谢希德校长时期的复旦非常自由、宽松,如另一位经济学院校友、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教授方汉明形容的,“那时的复旦是理想主义的”。对于大学教育,灌输知识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思维能力和视野才能决定人能走多远。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一路走来的好学生并非就没有困惑,学生时代的姜纬顺风顺水,波澜不惊,然而她并未明确感知到自己的使命,没有找到人生目标,对于以后的人生颇有些随遇而安。在这之前,她和所有的同龄精英一样,抓住了眼前最好的就业机会:投行。

当年去投行门槛高、收入高,出于年轻人的虚荣心和对新职业的好奇,姜纬在英国保诚集团(Prudential)工作了三年。和学习功课一样,她对待工作从不马虎,总是把手头的每一件事做到最好。投行的训练塑造了她自律、严谨的工作习惯,“有期限就是有期限,工作一定要按时完成;PPT 、Excel都要一丝不苟,逗号就是逗号,句号就是句号”。

但是她和同事们并不完全一样,她还是跟着兴趣在走,当她发现更大的兴趣时会毫不犹豫地转身。“我在大学毕业时给自己设定的人生底线就是任何理想追求都必须建立在个人经济独立之上。正是如此,我才觉得自己幸运,因为此后在我所做的重要的决策中,包括职业选择,金钱恰恰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她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16届毕业典礼致辞中说道。

投行的工作的确需要智商、情商和创造力,但和学术研究比起来探索周期短,追求的是短期效果,缺少持续关注一个问题的热情。去投行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职场三年却促使她发现了自己所钟爱的志业,最终走上学术道路,因为这份工作没有结束期,需要持之以恒地探索。

机会总是在不经意间来临,但只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访问上海,需要招募一名经济学背景的随行翻译,“那年头,在上海滩找一个经济学好、英语也好的年轻人不容易”,鹤立鸡群,姜纬得到了这个机会,这也成为她学术道路的突破口。

在姜纬的回忆中,米勒教授的表达条理分明,她的翻译轻松流畅,愉快的合作令她获益匪浅。短短几天的相处,米勒教授对这位年轻的中国助手印象深刻,她专业知识过硬、英语流利,更重要的是思路灵活、理解能力出色,对待细节一丝不苟,这正是一名优秀经济学者所必需的潜质。

临行前,米勒教授郑重地问她:“没有考虑去读博士吗?来芝加哥怎么样?”

于是,姜纬进入了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博士项目之一,成为默顿·米勒的关门弟子,接受了严格的经济学理论与工具训练。芝加哥大学有现代经济学的殿堂级配置,姜纬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评委中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名家的言传身教让她逐渐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学者。2001年,她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好学术就是多问一个问题

是什么会让她产生压力呢?采访中,姜纬提到最多的是:原创性研究不是训练出来的。这是她的压力,也是她的动力。“所谓原创性研究,要能够在一流的学术杂志上发文章,必须能够说明一个别人还没有探索过的问题,并且以非常优雅的方式表现出来,挑战性非常高”。姜纬博士毕业以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做助理教授,开始感受到学术圈的压力:既给要求非常高的MBA学生教课,又要不停做原创性研究。

她说不要将学术研究当作一份“自由清闲”的好差事,所有的工作想做好都很辛苦,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每周工作60-70小时,学术研究也一样。这种压力在她身上大概持续了4到5年的时间,直到她找到自己的节奏,适应了高强度的学术生活。

学术研究是思考者的本位,如果没有这样的偏好和禀赋就不应当从事这份职业。她觉得东亚社会总是把博士学历当作一种社会资本,常常造成资源错配。但博士不应是其他职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追求权力的人、追求高资本回报率的人没有必要读博士,因为读博士的五六年如果用来发展自己感兴趣的职业可能效率更高。她也奉劝那些从小就是学霸的好学生不要跟着惯性就去读博士,而是停下来想想自己真正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再选择。

“培训机构可以把学生训练成托福高分,但没有任何学校的任何训练可以保证培养出好的学者。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没有一个训练班可以给训练出来,就好像脱离学校之后没有一个网可以罩着你,人就突然放在一个自由空气里面发展,有些人能出来,有些人出不来。”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姜纬直言不讳地批评不少学生批判性思考能力不足。她曾让学生帮她校对文章,但是学生甚至连最基本的拼写错误都没有指出来,并不是学生的能力不行或者态度不认真,而是他们没有质疑的习惯,更不敢批评自己的导师。她认为中国大学的课堂需要更多的互动,教师不能把学生当成灌输知识的对象,而是讨论问题的同伴,这对于老师和学生都是非常高的要求。

虽然姜纬的发展一直都走在快车道上,但却并没有任何急躁的心态试图弯道超车。她走得很快,也走得很稳。耐人寻味的是,复旦当年的训练并算不上系统严格,但那一时期的经院毕业生中却出了一批在北美学术界扬名的优秀学者。和姜纬一样,他们刚到海外时都会经历一段艰难的适应期,但是一旦找对路子便很快取得成就,“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后马上开始训练就行,能进复旦的人都不缺智商。”姜纬如此说道。 

经济学关注普遍性的常识

教育给人思考的框架,经济学给人常识。她在毕业致辞中的结尾总结道:“作为一名公民,作为一个决策者,请牢记在技术的选择上,在制度的设计上需要包含尽可能的多数,寻求最大面的共赢。学习经济学并不能帮助你预测来,也不能帮助你选择股票,经济学家在预测人民币该涨还是跌上的准确率与随机选择无异。但经济学最大的用处是教会你抵御那些无视经济学基本规律的思潮和建议,只要你们牢记这一点就可以避免最不该犯的决策错误。”

姜纬相信经济学原理是从人的本性发展出来的,在最根本的层面具有普遍适用性。在现实环境中有各异的表现是因为理论模型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而现实从来就不是按照理论前提被设定好的,因此“理论失灵”根本上是个伪命题。没有失灵的理论,只有没被透彻分析的现实条件。经济学也从不告诉我们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结论可以是错的,但定理却是对的,因为它遵循的是逻辑。

姜纬举了一个与袁志刚教授的对话的例子。她谈到一个美国的社会现象,对方马上举出一个可以用同样原理解释的中国的现象,反过来袁教授提出一个中国的例子,她马上可以举出一个美国的例子。例如美国贫民社区的逆经济周期现象,就可以为中国目前的城乡问题提供很好的解释。当美国的经济周期好的时候贫民区就特别萧条,经济周期差的时候贫民区会相对繁荣,这是因为贫民区中最优秀的人是大城市的边缘劳动力,经济好的时候他们离开贫民区到大城市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贫民区失去了自己社区领袖,变得更加衰落。相反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城市吸纳不了这么多劳动力,这些人回到自己的社区,为社区的发展带来了活力。这一现象与中国城市繁荣、乡村衰败的现实相映成趣。

 

消除潜意识中的性别歧视

作为一位事业成功的妻子和母亲,姜纬对性别平等立场鲜明。

她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对女性还存在一种非常刻板的印象和期望,态度上的不平等根深蒂固,潜意识中的刻板印象充斥我们的日常语言。例如,碰到每一个职业女性都会强调女性标签,如果她是法官,就得称她美女法官,如果她是司机,第一个想到的是女司机是马路杀手。在她看来,这是对女性专业人士的不尊重,也在潜意识中将女性放到了依附地位。

体现在女性的婚嫁问题上更为明显。在进大学之前,父母给她们的教育是女孩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做学霸,一定要考好大学。但是如果大学毕业后这个女生还没有男朋友的话,全社会就开始称之为剩女,25岁的女生如果还是单身的话,所有人见到她第一面就是怎么解决个人问题,她个人的追求反而变成了次要。“女生到了选择人生道路的年纪,恰恰没有人关心她个人目标是什么,而是关心她什么时候可以找到男朋友结婚,这种文化氛围对女生是很大的打击,如果内心不够强大,整天就被当做一个剩女而受到社会观念的强迫,很多女性很难完全释放她对工作的热情。”

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婚恋市场上女性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的市场价值不够高。姜纬提到了反映在文艺作品中的价值观,即使在观念非常解放的都市情感剧中,男性向女性求爱的时候说的都是“我会好好照顾你”,遇到难题都是“我养你一辈子”。在姜纬看来,这是一种荒谬的传统思维,“如果两个人是同龄的,又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本,为什么要一方好好照顾你?好像男性应该包办女性一辈子。要照顾也是相互照顾!”在她看来,任何没有尊重女性自由理性选择的做法都缺少合法性,“应该说我会一直支持你的目标。如果目标是做家庭主妇,我支持;如果目标是做女教授,我也支持,这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

在她看来,作为高等教育机构,要向社会传递积极信号:我们尊重女性的自主选择。姜纬提到自己去年作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毕业典礼演讲嘉宾的经历,她发现台上学术委员会坐着的十余名教授全是男性,这令她震惊。接受文凭的学生有55%是女生,但是却从100%男性的学术委员会那儿接受文凭。“这无异于给55%女学生一个错误的信号,说这条路不属于你。”

这样细致入微的观察与直截了当的批评发人深省。但是姜纬也强调,这种权衡不意味着降低标准,不是说80分的录取线,却把70分的女性拉上去。而是说,在所有合格的人中,有没有意识到男性的话语权是占优的,因此需要给女性留出空间,在男性占压倒性优势的时候再想一下、再看一眼,有没有顾及到性别均衡。在最糟的情况下,就算男性普遍比女性跑得快,但是跑得最快的女性还是比99%的男性都跑得快,所以要尊重她的禀赋和发展权利。“因为性别歧视让最优秀的女性没能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就是资源错配,这是不需要用任何模型就能明白的道理。”  

在安全感与好奇心之间

总结姜纬的成功,安全感和好奇心是关键。游走在两者之间的,是她关于自由、竞争和人生意义的思考。

她善于借助习惯的力量为自己营造安全感,这份安全感并非一劳永逸的自我保护,而是一种不断精进的自我砥砺。因为要“安全”,所以要投入、要专注,要将危险的诱惑、干扰屏蔽,总是在一路的竞争中让自己成为最高效的和卓越的。 竞争压力在姜纬的经历中显然有着更多积极作用。她认为竞争会解决普遍的担忧,每一代人都有前1%的人会在他们的身上克服时代的弊病。

她的选择折射出国内外社会心理的微妙差异,每次短暂的国内之旅都让她乐于接受,但是时间长了,话题会变成住什么房子、小孩上什么学、假期去哪儿度假。“我不想和别人比,别人强迫你和他们比,这是在挑战我的安全感。”

她相信,真正的学者会有很强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基于对自己知识取向的自信,对自己独立思考的认同。这时她会提到自己的导师默顿·米勒,姜纬说他天生是一个学者,而不是成为一个学者,在生活中脑中永远在问一个为什么。好的学者,终身学习于他们是内在需求。

好奇心则是创造力的源泉,终身学习的动力,能平衡学术规范和知识趣味,使二十多年的学者生涯不至厌倦。她不愿做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书斋学者,她的研究并非沿袭着固定的路径展开。相反她是一个相当接地气的人,时时接受现实的刺激、启发,能从社会热点中发现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工作与家庭之外很难有别的内容,有空的时候就思考好奇的问题。”

姜纬甚至可以从看过的电影和杂志中提炼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她曾从《纽约客》(The NewYorker)杂志一篇关于黑石集团(Theblackstone group)的报道中获得启发,写出了出色的学术文章。《纽约客》的报道描述了黑石集团通过低价收购低估值公司,改造后上市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有一天黑石发现自己成功的方式无法继续下去:因为它在市场上如此有效,意味一旦有一个低估值的公司就会被黑石公司发现并收购,那么所有的公司知道世界上有黑石这个公司存在的情况下就不会被低估。这造成了黑石集团因为自己太过成功而无法一直延续自己的成功的悖论。这个有趣的商业现象在姜纬眼中成为了极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她用数理模型诠释了这一有趣的现象:市场了解到一家公司的成功而使得市场的价格做出调整以至于不能继续成功。“学术问题不是读文献读出来的,而是观察到世界上的某件事情,比平常人多想一步,想通了,用理论模型表达出来而已”。 

学而为己,精进不已

在哥大的课堂,姜纬时时能感受到一种来自学生的压力,“我一说什么,他们就在底下Google,一旦我说的与事实情况不符,他们就会质疑我。年轻人的注意力半径比较短,教师必须又丰富又有趣,不停拉回他们的注意力”。处在信息时代,既是最好,也是最坏。只是在一个信息负载时代,独立思考能力变得更加稀有。是什么决定了一代人能走多远?姜纬认为这不是智商、情商等静态指标能定义的。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还自嘲下棋赢不了六岁小孩,乐高积木没有图纸根本搭不起来。“最重要的认知能力,是确定目标后设定路径的能力 。”

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已然被切割成一个个碎片,我们不可能也不会想回到碎片化之前的那个田园牧歌时代,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商学院的副院长,姜纬的生活是异常忙碌的,但她从不允许时间在碎片中迷失,在她看来,生活是自己的,工作是自己的,把生活过到最为充实,把工作做到最有效率,责任只属于自己。

乔治城大学计算机教授Carl Newport在新书《Deep Work》中提倡养成适合自己的工作节奏。节奏最有用之处就是自动克服拖延症,并把对工作的焦虑化解为一连串固定流程,不再需要耗费心理能量去启动。姜纬深谙此道,她并不把繁忙视作压力,而是将工作和家庭作为相互放松的部分,她的办法就是“零预热”进入工作状态,告别慢热、拖延和分神,总是全情投入眼前的每一件事。

谈到今后的生活,姜纬不觉得有什么值得焦虑的,她想做的只是不停地学习。就像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彭特兰说的:最有创新能力的那些人,在观念的溪流中自由徜徉,每获得一个新观念,就把它置入思想的溪流中,与其他人交融、碰撞、验证、证伪,生发出新观念。

世事纷乱,精进不已,学而为己,君子不器。姜纬行走在好奇心和安全感之间,在漫长的人生马拉松中,渐渐把停止学习的竞争者甩在身后,一骑绝尘。

(本文系记者对姜纬校友的专访,在此谨致谢意。姜纬,复旦大学经济学院1985级本科、1989级硕士。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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